《决定》对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此基础上，用假设条件还原法估计体制扭曲的投入产出损失，以及理顺和改革体制会形成的投入产出和增长潜能。2018和2019年，我们用回归外推和将人口因素作为索洛模型内生变量等多种方法进行推算，2020年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自然的经济增长，开始还处在一个下行拐弯之外，之后稳定在低速增长的平台上。

这一棋局如果长期化，也就意味着农村户籍居民的工业品需要因收入不能相应增长而不能得到满足，而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却要工业生产能力被不断地出清，无法延长标准化、专业化和大规模化生产的工业化阶段，也就意味着中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束，国民经济未来增长将长期徘徊在低速平台上。11月消费物价上涨4.5%，主要是食品部分上涨，特别是猪肉上涨过快所致。但是，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基础设施也大体满足，越投可能越过剩，或者更本就投不进去。我认为，具体来讲，中央实际是督促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国民经济较为困难的时期，要把精力集中放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定增长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放在稳就业、促创业、增收入，扩消费等民生上，反对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特别是停止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民生的一刀切和扩大化生态环保和土地建设拆违。通过深化改革，将几乎无价值的农村农业生活和生产土地资料变成有价值的资产，也通过改革将价值太低的城镇、工矿和水利交通等土地价值，提升到合理的水平上，这使得宏观经济政策中，用增加有效土地资产来吸收和平衡投放货币，有很大的后改革空间。

城市、工矿企业和水利交通设施中，过去划拨的土地，也没有价值。成了这次全球各国宏观调控一个几乎不可企及的难点。198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美联储奉行强硬紧缩货币政策的沃尔克冲击点燃了导火索。

19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则多半是资本帐户收支的异常变动所致，因而往往是货币危机与狭义金融危机并发的双重危机。到后来，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失业者收入往往比工作者还多的地步，因为就业后的收入要纳税，而失业救济金和补贴所得无需纳税。因此，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对国际利率变动一向敏感，西方成熟市场母国利率些许变动，就可能导致跨境资本流量和方向发生重大变化。进入 梅新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跨境资本流动 精准扶贫 。

从经济与财力增长前景来看，继续大包大揽式的扶贫也注定难乎为继。他们较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环境和利率对国际资本流动及其突然中止、逆转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东道国国内政策的影响。

国民勤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贵、最令人自豪的资产，但对于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我国众多劳动者而言，过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较高税负必将重创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正因为如此，在博士后出站以来这十几年的工作中，我花费了不少精力紧盯中国遭遇资本流动逆转冲击的风险，以及中国遭受外部金融危机传染的各种途径、机制。但现在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都已经明显减速，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恢复前些年增长率动辄两位数的局面，而相当一部分接受援助的个人和地区胃口已经大大吊高，由此引发的地区、群体矛盾正在快速浮现。同时，这些地方政府希望承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但依赖援助人为实施如此之高的福利项目，抬高了当地人力成本和物价，又没有区位优势，还能建立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吗？任何善意的初衷都无法颠覆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区域扶贫援助政策要汲取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的教训。

在短期国际游资冲击下频繁发作的金融危机不仅令当事国创巨痛深，而且波及全球。之所以如此，又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每次美联储放出退出量化宽松、加息等收紧货币政策的风声，或是采取实际行动，总能在印度、俄罗斯、拉美等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引发金融市场连续震荡。在那之后，从次贷危机到今年的土耳其货币金融危机（参考阅读：梅新育：土耳其地方选举是否会成为2019新兴市场危机起点？），货币金融危机也一再爆发。

2015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175877.77亿元，占GDP总量的27.31%，比2008年占比上升41%。与此同时，我们的脱贫成就要想持久，我们需要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之上及时、稳妥调整转型，特别是要调整压缩扶贫中的转移支付成分。

由于相当一部分掌握话语权力者要么缺乏全局眼光和长远思维，以个案煽情取代对全局的冷静客观思考，要么有意哗众取宠，致使某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人道主义长期占据了政治正确地位，不仅导致失业者收入比工作者还多的问题来得更快、更严重，而且加剧了外来移民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且不说新中国如何摆脱了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单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2.5亿，贫困发生率30.7%，到改行2008年标准前夕的2007年，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就锐减至1479万，贫困发生率1.6%。

从1990年代起，中国对各类转移支付投入越来越多，起初享受这些福利保障的人多数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养成了奋斗习惯，动力真空问题尚不甚明显，但至今二三十年下来，这种懒汉、这种现象总数已经不可忽视，如不能及时扭转，未来完全有可能泛滥不可收拾。按2010年标准，即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16567万，贫困发生率17.2%。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现在，这种现象始终存在。此后，新兴市场又先后爆发了1998年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欧洲难民危机潜藏着可能根本颠覆其社会的风险，而这一危机之所以爆发，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过度慷慨的社会福利。二战之后至1990年代以前的货币危机常常是财政赤字和经常帐户收支危机所致，与狭义的金融危机未必有关。

[6]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9》第22、70页数据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早在1950年代英国等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初期，所得税率之高就已经使得很多原来乐意加班加点工作的人感到自己的额外辛苦不过是在白干，加班动力大大衰减，1950年代的《美国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

1990年代初新兴市场组合投资迅速增长，与当时主要西方国家低利率有关。有的省区严重依赖援助，却实行了全民免费体检，而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还没有一个地方做到。

而在扶贫方面，作为中国学人，我并不膜拜这三位诺奖得主的成就。[5] 2008年财政支出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第264页，2015年财政支出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第212页。

货币危机仅仅指一国货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狭义的金融危机仅仅指一国金融部门陷入流动性短缺、资产负债表极度恶化等困境，广义的金融危机则还要包括货币危机的内涵。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判断一个地方商业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时，可以把该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对扶贫、援助等问题的认识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向后发地区产业转移时这项指标尤其有价值。就总体而言，利率变动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大规模逆转，内生流动性机制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传染，……这些机制在19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按2008年标准，2008年农村贫困人口4007万，贫困发生率4.2%，到2010年上述数字已经分别下降至2688万和2.8%。

世界银行1998/99年《全球经济展望》（GlobalEconomic Prospects）报告选择了21个至少两年中每年资本内流占GDP比例平均在2%以上的国家，时间跨度在1976—1996年间，发现其中出现了27次资本大规模内流，其中17次出现了20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或者双重危机，还有1次濒临危机。在西方，享受全面社会保障的第一代人经历了19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他们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但到战后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至今已经难以收拾了。

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明年后年从发达国家爆发新的大规模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并非不可想象。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Kremer），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2019.10.15，仅代表个人意见） [1]国际金融危机与货币危机两个词汇经常混用，但这两个词汇的内涵存在微妙的差别。是继续视而不见以至于最终竭泽而渔和引爆社会矛盾，还是及时控制，我们面临抉择。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从攻读硕士研究生起就注意到了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离开人民银行攻读博士，由此更对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给予高度关注。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这部分支出过度膨胀，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3] 次贷危机和美欧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近10年以来，这一机制仍然一再体现。我们是否乐意看到自己国家落到这一步呢？即使社会越来越关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寻根溯源，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于社会福利制度。

进入21世纪不久，新兴市场就爆发了2001年土耳其危机和2002年年初的阿根廷危机，这场阿根廷危机又先后席卷乌拉圭、巴西、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在拉美素以金融体系健全、经济政策稳健而著称的智利也未能幸免，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救援，致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金额一度创造了该组织救援金额的历史纪录。预计今年年底90%以上贫困县将实现摘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或许是我们适时调整的时间窗口。

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我相信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危机传染在这两年还会显示出重大现实意义。选择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博士后研究选题，实属顺理成章。

[6] 财政支出总额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已经如此之高，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扼杀经济活力和国民奋斗热情的边缘？前些年社会支出高速增长带来的地区、群体矛盾怨言不算太多，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增量再分配引起的矛盾相对较少。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6804.2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7%、GDP的2.15%。